“外位”相對于“本位”，“參照”相對于“觀照”。在此 “外位”主要指以外國的翻譯實踐和翻譯理論研究作為基本立足點，并以此為依據(jù)和依歸?！巴馕弧本哂胁豢苫蛉钡摹皡⒄铡币饬x，但“參照”不同于“觀照”?！皡⒄铡本哂幸韵绿卣鳎旱谝?、 “參照”通常具有求證的目的性（intention to verify)，因此“參照”常常不是第一位的，而是第二位（甚至有第三、第四位）的，這時被求證的已知系統(tǒng)（the given system)就是本位；第二、“參照”通常具有很髙的“選擇性” （selectiveness)，因為參照系本身是一個非自足客體，對主體不存在歸屬性、制約性；第三，因此，此時的主客體結(jié)合常常要求主體有更大的積極性、活動性；第四、參照具有為主體提供“價值系統(tǒng)”（value system) 的功能，因此在參照系中選擇出最佳參照時，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完善主體的本位觀點；第五、由于外位參照系是一個開放性非自足系統(tǒng)，參照與參照之間存在著鏈狀關(guān)系，因此它是超學科、超時空的。中外古今所有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都可以為我們提供“參照價值”。綜上五點，所以我們說外位參照是不可或缺的（indispensable)。缺乏“外位參照”對“本位觀照” 的“最大限度的完善化加工”（ the full process to perfection),則本位觀必然無法滌除、揚棄其局限性。本世紀上半期的中外譯論都具有這個通病。這是近代譯論，以及前此各時期的譯論研究，常常陷于明顯的經(jīng)驗論方法論和機械論方法論的根本原因之一"。

外位參照對譯學之所以不可或缺，除了一般性理論依據(jù)以外，還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歷史及現(xiàn)實因素，這也是我們不可須臾忽視的。

第一、從歷史上來看，漢語的語言研究（這里是指現(xiàn)代意義上的科學語言學研究）起步很晚。中國傳統(tǒng)語言學研究領(lǐng)域非常狹小，命題非常有限，方法非常偏頗。

第二、翻譯學從本質(zhì)上說屬于bilingual and bicultural communication (A. Taylor etal，1986)。翻譯無不涉及第二、第三及更多的語種：翻譯研究絕對不可能只顧及本位（本國、本民族 及語言群體的語言文化、歷史社會等等）方面問題。翻譯只顧本位、不顧外位無異于閉門造車，是無法想像的，我國翻譯史上就有諸多教訓。公元三、四世紀翻譯佛經(jīng)而成初稿的人多為天竺人即古印度人，不熟諳漢文，國人又將佛經(jīng)奉為天書圣典，惟恐僭越譯者，于是常常以梵文本位觀處理語文問題而舍棄本位，佛學中的許多論爭蓋源于此。例如東晉佛學的“本無”、“中道”之爭?！氨緹o”是竺法汰（320-387，AD)派根據(jù)天竺僧人的翻譯提出的主張。至僧肇（384-414，AD,漢人，本姓張）大不為然，批評“本無”之說：“情尚于無多，觸言以賓無”，都偏到“無”一端去了，不成其為“中道”矣。所以僧肇說真正的“中道”即應為秦漢人所謂“非有非無”方為原旨。另外，“不真空”也是梵文，即秦漢之“不真即空”（《不真空論》)。這都是將外位觀“推到絕境”，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絕對化的結(jié)果。我們需要的是本位外位相調(diào)互濟，絕對化是違反科學方法論的。

第三、中國人文科學理論研究，缺少現(xiàn)代翻譯學基本理論與語義學發(fā)展研究所必需的意義理論（屬于現(xiàn)代語言學及語言哲學）、文本理論（屬于語段語言學、哲學闡釋學及現(xiàn)代文藝理論包括現(xiàn)代美學）、表現(xiàn)理論（屬于現(xiàn)代文學理論、闡釋學及美學等）以及價值理論（屬于哲學認識論、價值觀論、文藝美學、文學批評理論及自然邏輯與語言邏輯學以上四個方面的專論(也是深層理論），再加上概論，就構(gòu)成了翻譯學基本理論的主體部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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